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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轻罪犯罪人而言，经历规范的刑事诉讼程序，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接受必要的教育与矫正后，他们已经重新成为社会的公民，国家与社会不应为其设置过多的阻碍与负担。”前述专稿建言称，针对高发轻微犯罪设置前科消灭制度相对更加稳妥，“在轻罪时代中，唯有以更科学和务实的态度对待和控制犯罪，真正构建起‘轻重有别’的二元化司法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刑事法治的现代化”。

过去二十年，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而且，也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有数据表明，自2013年以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四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用一组数据展现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两个变化：1999年至2019年，重罪案件占比断崖式下降、轻罪案件持续上升。自2019年起，“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的第一犯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更轻刑罚的被告人数量长期徘徊在80%的高位。

随着犯罪结构的变化，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也在一直在探索轻罪治理的新路径。2018年7月，中央政法委提出了“推动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构建起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的改革要求。在此前刑事速裁试点、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基础上，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及其相关制度。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将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少捕慎诉慎押开始成为轻罪治理的基本工作要求。在顶层设计指引下，各级司法机关也开始转变观念，从治理犯罪的视角积极推动基层实践探索，以更积极的举措应对已经到来的“轻罪时代”。

刑事司法的轻刑化趋势是我国刑事法治进步的重要表现。我们可以从立法与司法的双重视角审视“轻罪时代”。其一，刑事立法秉持“积极刑法观”，通过新增犯罪类型、修改已有罪名等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如增设危险驾驶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轻刑罪名。其二，犯罪结构显著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数量和重刑案件数量持续下降，刑事案件总量和轻刑案件数量明显上升（图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之治的一项重大司法制度创新”，国家与被告人不再是压制或对抗关系，而是强调在被追诉人自愿基础之上的平等理性对话与协商。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被追诉人的意愿，可以将刑事案件导入不同的程序轨道，从而实现“繁简分流、快慢分道”的刑事司法改革目的。2023年，“两高三部”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快速办理机制，实现醉驾案件的全流程简化，迈出了探索微罪诉讼程序的重要一步。

轻案快审机制有效地提高了诉讼效率。据报道，某市办理一寻衅滋事案件，法院从受理到宣判仅用3小时；某地区建立“一站式”速裁程序，从立案到审判结束用时不超过48小时，相关案例不胜枚举。但是，刑事诉讼程序真的是越快越好吗？从司法公正的视角观察，过快的刑事诉讼程序会使审前程序出现的问题更容易“被遮蔽”。例如侦查讯问中的违法现象、审前羁押的过度使用等，被追诉人虽然能够免受漫长的审前羁押，但代价却是诉讼权利的放弃。更重要的是，在以效率为导向的刑事程序可能会为社会制造对立面。

为适应新时期刑事司法制度的需要，少捕慎诉慎押逐渐成为刑事司法的共识：2022年12月《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明确“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要依法准确把握逮捕标准，准确适用不起诉。2023年8月“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强调行为人认罪认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有效合规整改的，可以从宽处罚，情节轻微的ng娱乐，可以不起诉处理。2023年12月《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更是明确醉驾案件以非羁押为原则，同时细化了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标准。2024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强调要落实中央政法委要求，把“依法少捕慎诉慎押”作为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具体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标准和程序。具体来说，在轻微刑事案件中要准确把握逮捕、羁押条件，审慎适用逮捕羁押措施；充分运用起诉裁量权，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

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坚持依法少捕慎诉慎押的具体工作要求，实际上是以审前程序分流为导向的程序应对，在强化检察机关裁量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犯罪人的数量。但是，不起诉决定并不代表案结事了，还要考虑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威慑和预防犯罪的效果。为此，各地检察机关开始强化不起诉的刑行衔接机制，并通过社区劳动、公益服务、普法课堂等培养被不起诉人自治、自觉、负责任的主体意识，引导其真诚悔过，消除内生性的犯罪成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高人民法院曾表示“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此时的国家与社会公众视犯罪分子为破坏革命的“敌人”，应当以镇压、惩罚为主。20世纪80年代，面对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严打”政策要求严厉打击犯罪分子，通过公捕公审等方式从重从快处理，延续了对犯罪人打击、惩罚的总体态度。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治安形势发生根本转变，宽严相济开始成为主导的刑事司法政策。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罪不可恕”。恰恰相反，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犯罪人”已经明显有别于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所设定的“打击对象”。一方面，他们的人身危险性更低——不具有明显的反社会人格，也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危险性。这些人因其失范行为应当受到制裁，但却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刑罚予以改造；另一方面，对这些人而言，刑事诉讼活动只是其人生经历的一次“意外”。由于判刑较轻，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回归社会，在原有的社会关系中继续生活。面对这样的“犯罪人”，刑事追诉程序的目的仅是打击与惩罚吗？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冰冷的案卷材料，而着眼于案件中“活生生的人”，我们将会发现，轻罪追诉程序不仅要关注是否满足犯罪构成要件，更应当追问“是否只要构成犯罪就必须定罪处罚？”对于某些轻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的有追诉的必要？惩罚一个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真的需要定罪处罚，以何种刑罚方式更有助于实现刑罚的预期目的？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刑事立法，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7条之一的职业禁止和第100条的前科报告制度。但实际上，我国的犯罪附随后果绝非止步于此。据统计，截至2021年，涉及犯罪人本人的附随后果法律法规共计388件，其中法律52项，行政法规10项，司法解释52项，部门规章258项，党内法规制度15项，团体规定15项，行业规定16项。这些规定对有前科者的就业资格进行严厉的限制，如《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均将“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作为禁止从业的条件。除公职人员外，有前科者还不得从事特定职业，又如《企业破产法》《拍卖法》《公证法》《律师法》等均将“因故意受刑事处罚”。

严苛且单一化的犯罪附随后果既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法原则。首先，不加区别地对所有犯罪人施加同样的附随后果严重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犯罪附随后果虽然并非刑罚，但对犯罪人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却伴随终身，甚至带来更大的负累。因此，犯罪附随后果也应当实现轻重有别。但是，我国的犯罪附随后果规定相对零散ng娱乐，设定主体和设定方式不够规范，没有进行差别化、精细化设定，致使部分轻罪、过失犯罪人等承受与重罪、故意犯罪者相同的附随后果。

立法机关已经注意到上述现象并开始采取必要的改进措施。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202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报告中明确叫停“对涉罪重点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权利进行限制”等做法。因为“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都应当由违法犯罪行为人本人承担，而不能株连或者及于他人，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还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支持在全国范围内部署自查自纠。目前，该地政府已经取消了这一规定。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犯罪附随后果研究》调研报告，深入分析了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特点和不足，提出完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建议。

近年来，“两会”代表也在积极呼吁制度化地解决犯罪附随后果问题。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指出，“（有代表）建议修改刑法，……成年人犯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有代表）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大前科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

在2022年两会期间ng娱乐，有人大代表指出，“轻犯罪的人口及其家庭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而前科消灭制度能避免犯罪记录影响他们的一生。”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教授表示，“启动前科消灭的刑法立法应当越快越好。”全国政协委员李正国、周世虹等也呼吁尽快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罪名与期限，探索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可见，限制犯罪附随后果ng娱乐，减少前科对轻刑犯罪人的影响已形成广泛的共识。

第一，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层级，应当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设定。《立法法》第11条明确“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犯罪附随后果具有严厉性、终身性和污名化等特点，负担程度并不亚于刑罚。因此，应改变目前各层级规范性文件均设定犯罪附随后果的现状，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通过立法方式设定。

因此，针对高发轻微犯罪设置前科消灭制度相对更加稳妥。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进一步区分微罪和轻罪，对于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被判处管制、拘役和单处罚金的犯罪人，在经过法定期间后无新的犯罪行为，即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相关权利应当被恢复。对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犯罪人，可以适用裁判消灭，即由法院作出判决时设置期限，当经过法定期限且犯罪人没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时，经法院裁定前科消灭，相关权利同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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