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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调》聚焦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村高远村，女主人公向家明本已拥有了令人艳羡的工作、美满幸福的家庭、富足安定的生活，但毅然选择了当驻村第一书记。她走在田间地头，攀在悬崖峭壁，宿在简陋屋舍，在泥泞跟严峻中拓荒，在沟壑跟淤堵中楫水，与村民齐心协力，共同书写了高远村的华丽“变形记”。小说在出版前就先后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刘庆邦1951年出生于河南农村，在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1960年，刘庆邦九岁，“我爷爷饿得双腿浮肿，一摁一个坑。爷爷一坐在地上，就无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才能把他拉起来。我父亲饥病交加，在当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去世了。我小弟弟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吃过榆树皮、柿树皮，还吃过煳坷垃。食堂里烧煤需掺一些土，土里会混进一些砂礓子儿，经过火烧，坚硬的砂礓子儿被烧熟了，变成了煳坷垃。每当食堂往外倒炉渣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抢上去，从里面扒拉煳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煳坷垃，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高兴得眉开眼笑。我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皮细腿。为父亲送葬时，当队长的堂叔都担心我摔不碎老盆，替我摔了。”

刘庆邦回忆说，幼时小伙伴们谈论理想，期盼的是“天天吃白菜蘸蒜”“要是当了大官，路东边这条路上的粪都归我”。“我跟两个姐姐说我的理想是家里经常有馍，想吃就可以随便拿一个。我说的馍还不是白膜，是杂面做的，一抓就黏手的那种黑馍，但我当时觉得这个馍能随便吃，就很不错了。对于我这个理想，姐姐们并不认可，她们说你把馍都吃了，别人吃什么？”

刘庆邦一直想写一本小说来反映脱贫攻坚的变化，“这个‘反映’不是很容易写，需要作家有大量的生活体验，需要了解脱贫攻坚的过程。我虽然也知道一些变化，但是并不全面。而且写作是需要契机的，它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文思如涓涓泉水从心底流出，对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点违背。倘若逼着自己硬写，其真诚度、含金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

《花灯调》的写作契机出现于2020年的5月优游平台，当时，《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全国各地十几位作家，到刚刚实现整体脱贫的革命老区遵义市实地采访。刘庆邦欣然前往，行程中有一站是去脱贫的深度贫困村竹元村，中巴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拐来拐去，驻村第一书记谢佳清在车上给大家讲她的扶贫故事。“她曾在检察院工作，来这里当了驻村第一书记，她讲的经历，让我深受感动，忙于工作的她得病重了20多斤，还瞒着大家，有人看见她吃中药，她说是因为胖了，所以吃药减肥。获得‘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她，正是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中的优秀代表人物，既有坚定的信念，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情怀。”

《花灯调》有原型人物和原型故事，细节生动丰富，令人读着栩栩如生。刘庆邦表示，不同于他之前写的那两篇纪实文学，在进入小说创作后，所有的情节就变成了虚构，“虚构离不开现实，甚至离不开原型。但是，一旦进入小说状态，就是进入文字，它就是虚构的，就是异化处理。”他举例说，就像村里种高粱，高粱长在地里是粮食，但一旦碾碎、发酵、蒸馏，变成酒以后就是虚构的了，“写小说的过程，就是从现实变成小说的过程，就像酿酒。”

刘庆邦现在写小说，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手写，完成后，妻子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录完一段就转到电脑里。“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每当她读时，我就在一边闭目听。听着听着仍挡不住有泪水涌出，让我尝到其中的咸和辣。我不止一次地自我解嘲，对妻子说，自己写的小说，还让自己这么感动，真是不可思议。还有一点让我想不明白的是，看到或听到某些段落，上次流过泪了，这次仍要流泪。按道理说优游平台，预知那个地方可能会流泪，是不是可以硬起心肠，平静一些呢？可是，不行，我好像管不住自己的感情似的，到那个地方还是不可避免地落泪。这可能是艺术接受心理中的一个谜，我没能力解开这个谜。要说魅力的话，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花灯调》的意境中有一股暖意，问刘庆邦是否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越来越宽容了，所以才会下笔这么温柔？刘庆邦坦承，年轻时的热情跟现在的激情不太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些比较激烈的小说，我的成名作《走窑汉》就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的程度，呈现一种人性的碰撞。现在老了就不能那么激烈，好像有些激烈的情节你还没写，自己就开始心跳了。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平和，愿意写美的，写诗意的，写自然的田园风光，写善良的。我曾说文学写作是一种心灵慈善事业，通过写作做善事，而写作的心态肯定会有变化，会有阶段性。”

创作《花灯调》，刘庆邦认为自己有三个优势，第一吃过苦，第二不怕吃苦。在村里的定点生活很苦，小说里提到了上山的一条小路，是山民用钢钎子在绝壁上一点一点凿出来的，过那段小道时优游平台，人都不敢往外看，一看容易头晕、腿软，一不小心会掉进山洞，那可真叫爬山。而作为七旬老人，刘庆邦也去爬了那个山， “就是四肢着地，一点一点往上爬。如果我没有这个体验，很难写得那么真实。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作家生活非常优越，甚至优越得差不多已经贵族化了。你让他们把自己放下来很难，我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我现在到煤矿也一定要下井，我说到煤矿不下井就等于没到煤矿。”

小说中的高远村可谓是典型环境，这里穷到什么程度？有在外地打工的村民娶亲回家后，女方觉得太穷，生完孩子就跑了。因为没有路，有村民没见过小汽车。这个典型环境的变化太有的写了，可是刘庆邦却认为写变化一定不要只盯着“物变”，“如果你只写通路通水，是远远不够的，那是表层的。我要写人之变、思想之变、文化之变、精神之变，这是深层次的，这才是真正的变。”

而体现这些深层之变的，就是典型人物。“小说里的向书记就特别典型。她是新时代的新人，有新的思想、新的承担、新的奉献，但是她不完美，有弱点，有局限，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写山乡巨变很难，难在哪儿呢？就是你必须找一个统帅性的人物。我觉得去遵义能遇见谢书记，是我写作的一个幸运。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又好比主要人物是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树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

小说中除了向书记，还有很多人物，这些人笔墨虽有多有少，却个性鲜明，十分“有戏”，生动多元的人物组成了《花灯调》多彩的人物长廊，也让读者感觉身在其中，由此故事也更显得真实、亲切、动人。刘庆邦说这得益于很多人物也有原型，“我若不是亲眼看到，无法凭空写出来。” 而这些人物，也如众星捧月，将向书记塑造得更为饱满立体。

创作《花灯调》，刘庆邦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其间我感染过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痛，但我照样写作。在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往年一样，也是在写作中度过的。”而问及“阳”后的状态是否影响了写作，刘庆邦表示没有，“新冠对我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我的心态一直是平稳平和。我始终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对外界的态度就是随遇而安。”

尽管已年过七旬，但刘庆邦的创作状态却依旧饱满高涨，这与他多年的自律密不可分。一直以来，他坚持早上四点开始写作到五点半，然后下楼锻炼，先是快走，然后慢跑，运动半小时左右。就算是大年初一，也会如此作息，“我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每天晚上九点睡觉，我觉得什么都不能耽误睡眠。比如说这两天有乒乓球比赛，我和夫人都喜欢看，但是比赛没完，我也要去休息了，比赛再激烈也不能影响我。我现在的创作状态还很好，脑力和体力够用，文字也不失水准。也许随着年龄增长，我写的会越来越少，但不会停，每天不写点东西就觉得难受。”

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题材很难创作，但刘庆邦却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他笑说如果自己离开了现实的话，就好像一个人被揪着头离开地面一样，是不行的。“我对现实可以说比较依赖，而之所以有人认为现实东西难写，是现实有时候离我们太近了，不太容易看得清楚。比如你欣赏巨幅的画作时，如果近看都是颗颗粒粒，但是，你站远一些，才能审美，这是太近了的缘故优游平台，而且太近了容易流俗，这是现实主义的难。而现实主义的好，也在于离得近，我们容易抓住，对我来说，我觉得写历史小说太难，我连想都不敢想。”